要在全社会树立法律权威，使人民认识到法律既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也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培育社会成员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环境，自觉抵制违法行为，自觉维护法治权威。

(25)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2015年4月28日)，载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20页。(73)习近平：《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共建共享美好世界》(2015年9月27日)，载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21页。

当然，这并非否定机会平等的意义，毕竟平等机会的核心目标应当是在对每个人的尊严同等关切和尊重的前提下提升全社会所有成员的平等参与，(86)但是，仅有机会的平等是明显不够的。关 键 词：习近平法治思想 尊严 尊重 体面 平等 全面依法治国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文献中，对人的尊严问题多有论述，例如明确指出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①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呵护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尊严，②并代表中国向国际社会作出庄严承诺：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世界美好未来。(56)可见，从保障人民享有体面生活的角度来说，社会保障制度既包含着助益人们过上体面生活的内容，如义务教育、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福利安排，也包括对在实现体面生活中遇有困难者的保障与救助，即编织完善的社会安全网，使人们不致因贫困、灾害、失业、健康等原因而丧失体面生活的条件。那么，为什么要专门提出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呢?在笔者看来，这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农民原来一直作为自由劳动者，职业分工体系上并不将之纳入固有职业的范围。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最好诠释!这是中华文明人命关天的道德观念的最好体现!这也是中国人民敬仰生命的人文精神的最好印证!(69)生命是同价的，因为每一个生命所附着的尊严和价值是同等的。

最后，劳动者在工作时应该受到尊重。无论从事什么劳动，都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法律关系的定性准确与否直接关系法律规范的选择是否正确，对法律要件的理解准确与否关乎法律依据的规范性目的是否被遵循，而法律事实要素与法律要件之间的匹配是否恰当则直接关乎法律涵摄过程的正当性。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行为层面回答了培育什么样的公民——守法公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是从个人行为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仍以电梯劝阻吸烟案为例，对该案进行法律证立的过程首先定位裁判结果，根据裁判结果溯源到公平责任原则，根据该归责原则定位至侵权责任法第24条，后对该条款进行要件拆分。因此，在以法律规范作为裁判依据时，法律制度内部说理是否充分需要定位至法律适用过程的各个环节。(13)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就法律关系的定性而言，法律证立的焦点集中于对法律关系的特征是否进行了准确把握。单项路径侧重于三段论演绎下的前提到结论的推导过程，而逆向路径侧重于对推导过程的回望，但该回望并非对推导过程的简单检视，而是对法律事实、法律要件以及涵摄过程的全面立体查证。

这一条的修改诠释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面对类似充满道德风险的案件时，法官除了对法律价值的维护外，更应该着眼于对更广泛层面内价值的实现，而价值的权威性则来自国家的传统、社会的需求、行为主体的认同。因为条文的设置大多仅强调行为的外观而未细化到对行为动机的考量，但在面对善意搭载这一更高的善的行为时，对行为动机的考量更应当置于首要位置，并以善的动机对行为过错进行缓和与抵消，且在行为人已尽合理注意义务并进行谨慎看护时，单纯以行为外表不符合法律规范为由进行过错认定明显属于机械适用法律。卡尔·拉伦茨强调，法律适用过程的本质就是将某个事实归入某个法律概念之下的逻辑涵摄过程。

换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主流道德规范群，其融入司法裁判也必然作用于法律适用而非事实认定方面。一是妥善解决涉民生案件。而二审法院在裁判说理中通观全部事实要素并进行行为定性(义务帮工行为)，在行为定性的基础上进行了正确的法律发现，全面阐述了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与道德要求，对帮工人的行为在进行法律要件与法律事实涵摄的基础上强化了道德审视，强调已尽审慎保护义务下的无偿帮助行为即便对被帮助人造成损害亦不应被施加责任。二审法院进行了反向论证，其认为，公民可以对他人的行为实施劝阻，但只有劝诫的权利，没有攻击侮辱对方的权利。

法官审理案件必须以客观存在的、经过调查属实的、有证据证明的事实为根据。而就法律事实要素与法律要件之间的匹配是否恰当而言，法律证立的焦点则集中于法律要件的概念内涵是否足以涵摄法律事实。

该商业利益即其行为目的，该目的的达成必然损害不特定多数购房者利益，而权利之行使不得以损害他人为目的系民法对权利行使的实质限制。司法是一种彰显主流价值观的社会活动，在司法裁判中运用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犹如在夜空中点亮灯塔，照亮主流价值观行稳致远。

(18)该条规定了四个构成要件：一是当事人对损害的发生均无过错。但一审裁判并未准确理解该规则的规范目的，而是仅依据文义解释形成的理解对该司法解释条文进行了适用，导致了利益保护的失衡。二是不属于法律明文规定的无过错侵权。侵权责任法第24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如果个人或者家庭陷入了困难，我们可以用诸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公益捐助制度等对他们进行救济和帮扶，但不应该牺牲法律本身的价值。因此，试图减少偏离一般大众朴素法感的裁判必须在法律规范的解释中趋向精准，对法律规范目的的解读与个案结果正义导向下的利益保护方向分离或相反时，个案的结果正义不可能通过演绎逻辑的方法从封闭的法律要件中导出，即便严格遵循正当程序亦不例外。

但在对法律要件进行拆分时必须结合法律解释方法，避免对隐形要件(因果关系)的遗漏。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虽具有补充性质，但其具备自身独立适用要件。

(13)观帮助接送孩子案，一审裁判单纯以损害结果的发生为导向，秉持的法律逻辑为有结果则须有承担主体，并据此引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认定行为人过错，在此基础上让行为人担责。法官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是培育守法公民的重要方式，让人民群众能够信任立法、配合执法、依赖司法、努力护法。

一审法院着眼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对房地产市场秩序维护的目的，疏于对该规则内嵌的对不特定购房主体利益进行保护的社会目的的考察，影响了裁判结果的正义性。(14)参见[美]约翰·菲尼斯：《自然法与自然权利》，董娇娇、杨奕、梁晓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208页。

进入专题： 裁判文书说理 民法典 。二审法院围绕法律原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两者之间的价值契合进行了说理，使上述规则的法律内部价值与社会外部价值重新回归统一。(20)就上述解释条文而言，其规范目的并不在于对无证销售行为进行绝对的法秩序的否定性评价，其更加强调的是对商品房销售行为的市场规范以及对不特定购房主体的利益进行预期保护，根本目的在于防止商品房的无序销售行为对购房者的预期利益造成潜在影响与侵害，该目的实际上已经呼应社会大众利益需求并且契合社会大众朴素正义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下社会主流价值群，其对法治进程的推进并不仅限于立法领域，就法律的适用过程尤其是个案的裁判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着极为重要的指引作用。

(16)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任何个人权利的行使，都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

法律制度的内部说理是指法律规则的规范说理以及法律原则的内涵说理，本文主要围绕法律规则的规范说理进行探讨。一个成熟的社会，有许多不言自明的规范。

裁判者虽是程序的主导，但程序的展开需严格按照既定范式与步骤且绝对排斥主观恣意。耶林把目的称作全部法律的创造者，并认为每一条法律规则的产生，其背后都归结于一种目的，即一种实际的动机。

公平责任不能绕过侵权法的基本归责原则而径行适用。通常情况，人们同情弱势群体，但是离开事实依据和法律界定，简单用强势与弱势的标签来论是非、定轻重，会损害法治权威。《民法典》编纂的时候，这一条成了大家讨论的重点。④但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的匹配并非简单对照，目光单纯停留于单个法律要件与法律事实要素的匹配会减弱甚至忽视对应然法律规范的正确寻找以及对该法律规范本身内在道德的关注，而错误的法律发现导出的结果必然违反事物的本质。

就该案而言，严格适用继承法固然利于维护法律权威，但若单纯遵循法律内部制度说理进行结果导出必然冲击公序良俗。法官要通过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发挥司法裁判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的规范、评价、教育、引领功能，努力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努力追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努力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

其中的裁判逻辑是，未成年人间无明显安全隐患的食物分享行为，不能认定有过错。2021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

第三类是实用性的考虑，需要根据妥当、效用或成本收益之类的标准去衡量。(17)参见[德]乌尔弗里德·诺依曼：《法律论证学》，张清波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页。